挺身而出 拼死抗爭

　　九一八事變后，在蘇聯一年多的父親回國。他后來敘述：因為“工會工作在先……很重要……工會工作只有我做，他們不會做（劉少奇：《同朱理治的談話》，1964年10月4日）”，新成立的職工部是中共中央的首席部門，劉少奇任部長。此時，國內絕大多數同志尊崇迷信共產國際，然而，劉見識過國際的脫離實際，更反感中共“國際派”的教條。他反復講，既然是“低潮”就應當防衛(wèi)，要提出普遍能夠接受的口號和任務，合法吸收會員，現在我們赤色工會的人只占全國工人的千分之一，“拘束在極狹小的秘密范圍”，應迅速擴大組織。

　　中共臨時中央承認處于“低潮”，說正因此才應努力掀“高潮”，“要反攻，現在就進攻、再進攻”，“一切不合作、一切斗爭到底”！比李立三的“高潮論”和職工國際的“反黃色工會”還要“左”！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要保護和發(fā)展工會，先得在黨內斗爭，過“中央”這個關口！回國任職僅一兩個月，臨時中央就多次約談父親，做“總的批評”（《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109-110頁）。

　　幾乎同時，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宣布成立臨時中央政府，劉少奇被選為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毛澤東為政府和執(zhí)委會主席。

　　這三年，父親幾乎一直挨批堅持抗爭，一直檢討堅持主見，一直拼命堅持工作，戴著“老右”帽子，又屢任要職，與同期在紅區(qū)的毛澤東，經歷頗為相似。

　　1932年1月28日，日軍侵犯上海，國民黨十九路軍奮起抵抗。臨時中央堅信“九·一八”和“一·二八”是“日本侵略蘇聯的序幕”，要求上海發(fā)動“大規(guī)模的總同盟武裝暴動”，學蘇聯搞“中國的二月革命”（蘇俄十月革命前有個“二月革命”），高喊“武裝保衛(wèi)蘇聯”口號，并宣稱十九路軍軍長蔡廷楷為反革命。劉少奇持異議：“把挽救中國民族危亡的口號放到第二位”，完全“脫離了廣大群眾（《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28頁）”，而在抗日官兵背后拆臺，無疑是幫了日軍，并提出主要在日本企業(yè)抗議罷工，組織全面支持抗日。中央再次斥責劉是“取消派（投降派之意）”，嚴令總罷工、總暴動（參見劉少奇《關于過去白區(qū)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高喊口號下令之人，卻不懂不會組織罷工，更不敢不會領導暴動。

　　長飆風中自往來，父親領導發(fā)動工人上戰(zhàn)場陣地，成為支持十九路軍的主力，又組織起“上海義勇軍（義勇軍剛在滿洲出現。正是此時，田漢參加上海義勇軍，加入共產黨；《義勇軍進行曲》是他在1934年為電影《風云兒女》作的詞，1935年聶耳譜曲）”、抵制日貨、搞得有聲有色，各方聲援。為救濟日本企業(yè)罷工的工人和家屬，在街上搞募捐、搭粥棚，團結群眾，擴大影響，宋慶齡首捐2000銀圓帶動各界支持。臨時中央卻“硬要在群眾中宣布他們是企圖收買工人（《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27頁）”，嚴厲斥責“米袋子主義”、太沒有工人階級骨氣，命令撤攤退款，決不能吃嗟來之食。劉少奇憤然頂住，坦蕩處之。

　　顯然，這本為“十四年抗戰(zhàn)”早期國難當頭時，我黨對民族、對國家的重大貢獻，更是“低潮”中，我黨肩負起責任，發(fā)動起社會各界參與救亡，并發(fā)展了自己的空前大運動（以上多處可查：《劉少奇軍事畫傳》，貴州出版集團2009年10月第1版，第24-27頁）。馬克思就曾高呼：“一步實際行動勝過一打綱領”！

　　然而，3月14日召開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康生、盧福坦、博古、張聞天卻認為“中央職工部、全總（全國總工會）黨團在領導職工運動中，不能執(zhí)行共產國際和中央的路線，存在著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領導方式”，會議轉達共產國際指示，“劉湘（劉少奇）不能擔任領導職務”，就此撤了劉少奇的職工部長，并號召全黨“堅決無情的打潰……有害的機會主義路線”。父親被迫檢討，不停抗爭。因無人會搞工運，中央也“不敢開除”劉（劉少奇：《同朱理治的談話》，1964年10月4日），7月28日，索性“取消中央職工部”，并入全國總工會（《劉少奇?zhèn)鳌飞希�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62-167頁）。

　　從1928年初到此時，劉少奇幾乎動輒得咎。他后來尖銳地激辯：“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是一定要把”我們黨的組織“弄到塌臺的”，不把“群眾和其他派別的同盟者完全驅逐出去……是不止的”（《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24頁）。

　　無獨有偶，幾乎同一時期，1932年10月8日，中央蘇區(qū)召開寧都會議，“集中批評毛澤東主觀武斷，抗上壓下，不尊重蘇聯顧問等錯誤”，也免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職務，回家“養(yǎng)病”（毛澤東語）。

　　情與貌、略相似，獨自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可見，“白區(qū)”與“紅區(qū)”的路線分歧，都直接與國防、軍事和軍隊緊密相連。

　　由于顧順章（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主管保衛(wèi)和情報工作）、向忠發(fā)（中央政治局主席）、盧福坦（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工運的全總黨團書記）相繼被捕叛變，組織遭到巨損，血雨腥風撲面，臨時中央在上海工作不成，陸續(xù)分散轉移蘇區(qū)，對“白區(qū)”的領導幾乎全斷了。連續(xù)五年的“左”傾路線，最終鬧到全國白區(qū)黨組織癱瘓殆盡。嗚呼！“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1932年底，父親也進入中央蘇區(qū)（在黨內，被稱為“小大姐”的何保貞媽媽帶二哥劉允若留上海，后被捕入獄，與父親生死兩茫茫。1934年，何于南京雨花臺就義，被贊為“英勇堅決，為女黨員之杰出者”。我二哥劉允若被寄養(yǎng)在上海一勞工家），到了被稱為 “小上海”的長汀。蘇區(qū)的瑞金好比首都，長汀是汀江上的城市，幾省交匯之處，商業(yè)和工業(yè)都比較發(fā)達，相當繁榮，工人也多。

　　汀州無浪換人間，楚客常思繪新天。作為總工會委員長的劉少奇，展開全新的工作。陳云是臨時中央常委，總工會書記，他們就在長汀和瑞金進行調查研究，保護工人利益、鼓勵蘇區(qū)工商業(yè)發(fā)展。例如，確定廠長負責制。蘇維埃的廠長和工人是什么關系？勞資矛盾怎么解決？私企勞資關系如何正確處理？這些問題并非在解放以后才提出，陳云、劉少奇從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研究、實驗。當時，什么都學蘇聯,根據中華蘇維埃法律，工人福利過高，沒有企業(yè)能辦得下去。劉少奇說完全照搬蘇聯的肯定不行，就報毛主席批準，改了法律。這一段，為多年后的根據地、解放區(qū)，為新中國的建設和經濟恢復積累了最初的、可貴的經驗。

　　孫子曰：兵“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當時，地方蘇維埃和工會的工作，為紅軍的建設、發(fā)展、作戰(zhàn)和勤務提供物質基礎，直接關乎共產黨和軍隊的存亡（《劉少奇?zhèn)鳌飞希�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黃崢副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71-178頁）。

　　父親提出“一切服從于戰(zhàn)爭，即是一切服從于工人階級全體的長久的利益（《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19頁）”。經各方卓有成效的工作，擴大紅軍運動形成熱潮，僅一年左右，就動員了十萬多人上前線。今日緬懷當年的老工農紅軍，絕不能忘掉這么多的工人是主體之首啊！

　　劉少奇在瑞金、長汀努力組建工農武裝。2月17日成立中國工農紅軍店員手藝工人師（兼軍械修造）；2月27日成立苦力運輸工人師（兼軍交水陸運輸）。1933年8月1日，中國工農紅軍工人師正式成立，也叫中央警衛(wèi)師，12800多人全是工人，這應是現在中央警衛(wèi)團和北京衛(wèi)戍區(qū)警衛(wèi)師的前身。劉少奇不僅是通過發(fā)動工運兵運，組織擴紅，為人民武裝輸送力量，他還親手組建軍隊——工人師（《劉少奇軍事畫傳》，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著，貴州出版集團2009年10月第1版，第28-31頁）。

　　1934年春夏（正史記載7月，長汀有記載是4月已到），第五次反“圍剿”進入極端困境，危難之際父親被任命為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劉少奇曾任職領導的地方很多：順直、滿洲、江蘇省委書記，以至后來的北方局、中原局、華中局、華北局書記。1932年底，臨時中央任命劉少奇為江西省委書記，由于交通通訊極其不便，他到了江西以后，蘇區(qū)中央局未免原省委書記（李富春）。劉少奇一看這情況，遂主動放棄（此為父親的含糊自述。但時任湘贛省委書記的王首道，晚年時也向我敘述過幾乎相同的情況）。之后，他就留在長汀搞調查，與陳云一道在全國總工會工作。此前，劉在蘇聯被任命為白區(qū)江蘇省委書記，沒能到任；這次，又被任命為紅區(qū)江西省委書記，到沒能任——實為逆旅顛沛奇遇。進入中央核心集體前，很少人像劉少奇一樣，在那么多地方打開局面，獨當一面——傳為建功立業(yè)佳話。

　　父親在福建任省委書記僅數月（劉少奇自述中央派他先到福建省委主持工作，隱蔽聯絡在福建的十九陸軍蔣光鼐、蔡廷揩），主要任務是擴紅、籌糧、運輸，給軍隊輸送兵員、運送補給，組織群眾的生產生活，怎么減租查田、分配土地，怎么解決勞資糾紛等一系列問題，還特別召集各方合力，派政治保衛(wèi)大隊長吳烈剿滅苦竹山頑劣團匪。

　　其間，做了件看似不起眼卻意義不可小覷的事：劃小區(qū)域黨政組織機構，建立地方武裝，普遍成立獨立團、營，精兵簡政，為適應游擊戰(zhàn)爭、為接下來的敵后堅守，做出預置。

　　當時，最緊要的是支援前線，組織擴紅（《劉少奇軍事畫傳》，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著，貴州出版集團2009年10月第1版，第32-33頁）。福建老百姓參加紅軍的人確實特別多，開始出征的時候，好幾萬閩西子弟啊，90%都犧牲了！離斷腸、人未歸，今我念英烈，隔世長相思——福建人民為中國革命做出的貢獻和犧牲之巨大，毫不遜色于江西人民。

　　中央紅軍長征前，具有標志性的一戰(zhàn)叫松毛嶺戰(zhàn)役。

　　松毛嶺在長汀附近，是中央蘇區(qū)的東大門，也是最后一道山地屏障。8月31日～9月3日，在朱德總司令支持下，林彪、聶榮臻不顧“三人團”短促出擊和堡壘戰(zhàn)術，誘敵深入二十里，由紅一軍團的1師、2師和紅九軍團的24師在山前的溫坊夜襲，第二天又伏擊敵援兵，共殲敵4000余，是第五次反“圍剿”中少見的大勝仗。之后，紅一軍團奉命轉移瑞金。有不少專家將此戰(zhàn)算作松毛嶺戰(zhàn)役前段。

　　二十天后，紅九軍團在山嶺間又打阻擊戰(zhàn)，也多有專稱此為松毛嶺戰(zhàn)役。無論分段還是專稱，這是中央蘇區(qū)的最后一場大戰(zhàn)，戰(zhàn)役目的就是掩護中央紅軍戰(zhàn)略轉移。9月23日，松毛嶺主戰(zhàn)役開始，戰(zhàn)況極為慘烈，死亡枕籍、尸遍山野，戰(zhàn)地不愁吃的，老百姓送糧很充足，但所有的水都混著血、漂著尸、全打紅了，沒法兒喝。此役激戰(zhàn)七天七夜，是紅軍出征前最壯烈的一仗，犧牲了近萬人，“鼓角臨風悲壯，烽火連空明滅”。最后，部隊基本打沒了才撤下來。9月30日，紅九軍團前往瑞金。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啟程長征——淚如雨下！為掩護主力轉移，福建省委組織的汀州保衛(wèi)戰(zhàn)（跨時松毛嶺），仍堅守至11月。國民黨軍隊蜂擁而入——血流成河！

　　無論在山前的溫坊，還是在山間的松毛嶺，劉少奇不僅是組織運糧、補給彈藥，作為省委書記還親自調遣組織了近萬地方武裝（赤衛(wèi)隊）配屬紅一、紅九軍團作戰(zhàn)。臨戰(zhàn)時，父親受命任紅九軍團中央代表。直接領導、參與戰(zhàn)役指揮（關于松毛嶺戰(zhàn)役和汀州保衛(wèi)戰(zhàn)，作者到實地考察，咨詢當地同志和湖南劉少奇紀念館館長羅雄同志，與軍事科學院軍史專家核實部分記載，濃縮概括講述。劉少奇任九軍團中央代表確切時間記載稍有差異，見王雙梅《劉少奇在長征中》，《黨的文獻》2017年第1期）。

　　現在，反映紅軍長征的文史資料和文藝作品海量！依我看，其艱險、其困苦、其英勇、其慘烈仍遠遠沒有表現出來。幸得今年，《絕命后衛(wèi)師》、《湘江戰(zhàn)役》總算反映了片段，主要集中在截腸決戰(zhàn)的英雄豪氣，而其巨大損失和教訓怎么盡現？特別是松毛嶺戰(zhàn)役、湘江戰(zhàn)役、西路軍浴血河西，這樣的硬仗、惡戰(zhàn)如何再現？確需思考創(chuàng)新，僅知古人云：圣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

　　全程長征 絕地逢生

　　前面講到的中央警衛(wèi)師，又叫紅軍工人師。工人階級是革命的領導階級，當時普遍認為工人是勞動階級中最有覺悟、最有紀律、最富犧牲精神的可靠力量，這個師的裝備也好。因為大量的骨干紛紛被外調到作戰(zhàn)部隊、領導機關和負責干部身邊，加之反“圍剿”的戰(zhàn)斗減員空前，中央警衛(wèi)師成立也就半年，員額所剩已不足三成。1934年2月28日，軍委將其改編為紅23師。

　　長征前的9月21日，軍委頒布命令成立紅八軍團，由紅23師和紅21師組成，共7000（也有說3000多人）余人。由于我父親一手組建了原警衛(wèi)（工人）師，中央匆忙調他火速回來組建紅八軍團。

　　松毛嶺戰(zhàn)役打到一半，中革軍委（全稱“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中央軍委、軍委等）急電劉少奇（福建省委書記、紅九軍團中央代表）、羅炳輝（紅九軍團長）、蔡樹藩（紅九軍團政委）回瑞金。派劉趕到紅八軍團；告羅、蔡中央已定紅軍“戰(zhàn)略轉移”，命令死守松毛嶺，“爭取時間”，“掩護主力”。劉、羅、蔡即速返火線（也有說法，此時才任命劉少奇為紅九軍團中央代表，與羅、蔡同回松毛嶺。直至撤回瑞金后，才趕到紅八軍團）。松毛嶺大戰(zhàn)正酣，戰(zhàn)陣指揮員集體回朝聽令，而且是如此命令，令人匪夷所思！

　　劉少奇立即動員江西、福建幾千子弟補入紅八軍團，有資料記載出征時該部共11000人（也有資料記載是7000多人），可只有3000支槍。長征開始后的10月22日，劉少奇被任命為中央代表，領導紅八軍團（《劉少奇軍事畫傳》，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著，貴州出版集團2009年10月第1版，第35-38頁）。

　　這里稍加說明，現在沒有中央代表這一職務。當時，中央代表代表中央，要比軍團長和政委高一些，一般都是政治局成員（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只有十人，候補委員也有表決權）。

　　長征初期，紅五、紅八、紅九三個軍團殿后，負責阻擊尾追的國民黨軍。這種仗最難打，無后援、多犧牲、難撤退。此時，更打得殘酷而又混亂：前面軍團順利突破幾道封鎖線，中間人多路窄走不動，尤其是大量輜重拖累、舉步維艱，阻擊戰(zhàn)打成大災難！紅八軍團本就是新兵多、槍械少、戰(zhàn)力弱，打阻擊的犧牲難以計數，讓誰去打，基本就是告別了，即使活著也很難追上隊伍。回首征戰(zhàn)地，不見有人還，就這樣走了上千里啊！八軍團折損慘重，加上掉隊、跑散的，減員過半。

　　11月17日中革軍委下令：紅八、紅九軍團各合并成一個師，由劉少奇負責組織紅八軍團的改編（《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37頁）。那時候，晚上走路、白天打仗，收攏掉隊的、追尋逃跑的、照看物資的、安置傷員的，成了一鍋粥。期間，又蹦出個罕見荒誕命令：紅八軍團全部改為輜重部隊（就是挑夫），必須追上前方部隊。走走打打、突然敵人追上來、插進來，成連成排的士兵和民工挑夫或遁入山林、或就地被俘，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亂中無編可整。此時，接朱德總司令急電：丟掉輜重，輕裝趕往湘江。部隊邊打邊退、境況可想而知（《博古和毛澤東》，秦福銓著，大風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

　　渡江片段，陳云叔叔有生動的回憶。上面講過，他和我父親，在白區(qū)和紅區(qū)共事，按現代詞兒叫“搭過班子”老熟人。劉少奇趕到湘江渡口，巧遇時任紅五軍團中央代表陳云。見面互問，劉說：我們部隊差不多打光了，就剩千把人。你這兒有吃的嗎？我兩天沒吃飯了。陳馬上把自己的口糧給了劉，叮囑一邊過江一邊吃，眼看就頂不住，一旦炸橋沉船，就渡不過去了。此時，渡口兩岸到處是死傷官兵，湘江上順流漂著活人死尸，兩位老戰(zhàn)友，在連天炮火、廝殺呼喊中，心情會多么凝重悲憤！戰(zhàn)罷，當地百姓“三月不飲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魚”。陳云叔叔晚年還多次感慨，對這一段記憶特別深刻，那是最危難、最兇險的時刻呀（陳元敘述）！——領袖常共英魂語，晚輩投書贈湘江。

　　過江后（12月1日），軍團參謀長張云逸、政治部主任羅榮桓點名，整個紅八軍團僅存600余人，加挑夫也不足1000。奇跡般的，居然還帶過來百多擔珍貴文件和銀圓！

　　中央紅軍出發(fā)時8.6萬（博古：內含民夫5000多人；另記載加民夫共10萬）人，湘江一戰(zhàn)后打掉了5萬（當時清點僅余36919人）（《博古和毛澤東》，秦福銓著，大風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紅八軍團幾近覆沒，劉少奇幸虧接朱總司令命令趕到湘江邊，幸虧碰上陳云給了口飯促他過江，不然命就沒了。多少個幸虧，可謂九死一生啊！12月13日，中革軍委決定，撤銷紅八軍團并入紅五軍團。父親接替陳云任紅五軍團中央代表（《劉少奇?zhèn)鳌飞希�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84頁）。

　　紅八軍團是長征中唯一幾乎全部打光，不得不撤掉番號的軍團，其經歷人間煉獄般的戰(zhàn)火、今人實難以想象，曾感受人性極端化的扭曲、前人已不可言喻，每想象人心再造式的升華、后人卻無法妄度。我試著觀察品味那些搶渡湘江、挺過長征的人，他們身上，眉宇之間，都有一種大從容氣質、大無畏精神！

　　不久，召開遵義會議。父親在軍事路線上完全擁護毛澤東，尖銳地批評博古、李德和王明（劉少奇從軍事路線錯誤追究到王明的政治路線錯誤。王明沒參加長征，此時在蘇聯），第一次在中央會議上提出“八七會議”以來中央的“政治路線錯誤”。因這顯然會追究到共產國際，而當時最緊迫的是撥正軍事路線、解決軍事領導問題，會上無人呼應劉（《博古和毛澤東》，秦福銓著，大風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119～120頁）。實踐證明遵義會議的抉擇非常明智。毛澤東后來講到，劉少奇出的題正確，但“當時……領導軍隊的權拿過來了，便是解決政治路線”（《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二版，第295頁）。此題留待以后一步步解決，并由此開辟出中國革命史上渙然一新的光輝篇章！

　　遵義會議之后，父親先返回紅五軍團傳達會議精神，又按要求到紅三軍團傳達。2月，中央命令劉少奇就地任政治部主任。

　　這里有一段故事：紅三軍團的軍團長是彭德懷，政委是楊尚昆，父親任政治部主任，也沒說是中央代表，應該是服從軍團長和政委的。楊尚昆主席晚年時見我說：“我跟你父親非常熟，在莫斯科，他留學比我們早好多屆。1930年他在莫斯科開國際職工大會并留會工作，我跟隨他，實際上相當于秘書翻譯。我從蘇聯回來就在中央職工部，他是部長，我當職工部的宣傳部長。以后我在許多地方就給他當副職或受他領導”。我說：“紅三軍團的時候您是政委，他是政治部主任，您也領導過他。”老人家說：“那時候我留在紅軍總政治部（任副主任），他到三軍團后我就沒去過。少奇是政治局成員，他實際上是彭總和我的領導。雖然沒有明文通知是中央代表，但長征期間還有什么文件不文件的呀，就是一句話嘛。不久，中央成立籌糧委員會，他當主任，我是副主任。”近來，我看《楊尚昆回憶錄》，其中確有些蹊蹺，似是說與“會理會議事件”有關，此處有真意？耐人尋味（“會理會議（1935年5月）事件”，簡要說是指會理會議前，林彪不滿毛澤東軍事指揮“不走弓弦走弓背”，要推舉彭德懷替換毛澤東，通電話時彭當即拒絕。劉少奇因故沒有參會。有興趣者可查閱《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33-137頁）。其實，革命戰(zhàn)爭年代，無論誰領導誰，都很正常。

　　1935年6月26日，在兩河口會議上，劉少奇堅決支持周恩來提出的紅一、紅四方面軍北上川陜甘，并主張向部隊說明南下之弊、北上之利。劉少奇出席8月4日的沙窩會議、9月2日的巴西會議和9月12日的俄界會議，強調“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支持毛澤東整頓紅一方面軍的報告，旗幟鮮明地擁護中央反對張國燾分裂，主張紅一、紅四方面軍加強團結等（《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40、141頁）。

　　誰都知道，長征時除了跟圍追堵截的敵軍打仗，最要緊的是如何解決肚子問題，吃什么？父親到紅三軍團幾個月后要過草地，7月中旬成立了中央籌糧委員會。

　　自古兵法，專務于兵之首：“委積不多則士不行”（《尉繚子·戰(zhàn)威》）。用兵制勝，以糧為先。草地在藏區(qū)，地廣人稀，去哪兒找糧啊？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了解：紅軍所過之處，留下最普遍的傳頌口碑是買賣公平，秋毫無犯！從百姓雞窩抓只雞，放塊銀圓；背走糧，墻上大字寫明借與還；開倉放糧，先給赤貧百姓；酒香巷子深的茅臺鎮(zhèn)，是留下過金磚的。蔣介石聽此傳報，都感慨系之，嚴飭各部效法。而這亙古未見的“敗走奇兵”是怎么做到的？金條銀圓是哪里來的？有多少人深思追問過？

　　簡單兩句話：來自蘇區(qū)的地方黨委和蘇維埃；留自紅軍戰(zhàn)士、特別是紅八軍團的戰(zhàn)士挑夫。長征時多數官兵都領到幾塊銀圓，有的戰(zhàn)士直到陜北還揣著這留人體溫的光亮救命錢。紅軍青史留名、有口皆碑的佳話背后，正是實實在在的物質支撐。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沒有后勤，何以得生？

　　兵不可一日無食，事關全軍生死。中央任命劉少奇當了這么個籌糧官，再次受命于危難。多少年、多少事，什么最復雜、最兇險、最難辦，劉少奇就出現在哪里，擔當起重任。往日與今時不同，給你個官兒就好當了？那個年代任職擔責任，要挨罵、要沖鋒、要丟性命的，要懇求、要跪乞、要報終生的！歃血結拜者，遠不止劉伯承伯伯一例；親訪喇嘛寺，現珍藏賀龍伯伯手書大字（香格里拉松贊林寺）。多少年后，毛伯伯和父親，不知感慨過多少次：最困難時給予幫助，我們欠藏族人民的啊！

　　公道說，波瀾壯闊的革命年代，劉少奇這樣的人多了！挺身而出，大智大勇，舍生取義，敢于擔當，歷史造就出那一代人，艱難困苦全不論，危難險阻擋不住，出生入死渾不懔！他們是在實際斗爭中成長、九死一生時打拼、大浪淘沙后僅存的一批精英。

　　過草地時，父親前后招呼部隊行進，即時果斷下了道小命令：所有女兵分散至各男兵部隊，由男兵照顧（《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41頁）。直至長征結束，紅一方面軍的女兵一個也沒死，全部活下來！籌糧委主任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措施，為我們老紅軍贏得人人稱道、令人自豪的大榮光！

　　到陜北后，父親沒進延安就代表黨中央奔赴北方局。在長征那種特殊的環(huán)境中，部隊很分散、隊伍拉得長，在一個軍團，不在一個縱隊，互相也不認識。誰走長征誰沒走，彼此不太清楚。長征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難怪有的中央縱隊的同志都不知道劉少奇參加過長征。

　　松嶺槍炮聲悲壯，草地星河影動搖。從長征開始前標志性（松毛嶺）戰(zhàn)役的紅九軍團，長征初期擔任后衛(wèi)和挑夫的紅八軍團，遵義會議和前后的紅五軍團、紅三軍團，中央籌糧委員會，一直到長征結束的瓦窯堡會議，父親一步沒落。紅一方面軍抵達陜北的七千余人里面，還有些是半路加入的（建國后，先后在劉少奇處的三位專車司機——嚴、曹、李叔叔，都是半路加入長征的老紅軍），像劉少奇這樣全程參加的更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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