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
爸爸說“很快會回來”
新京報:1937年成了人生中印象最深的年份?
艾義英:嗯,怎么也抹不掉。我86歲了,有時他們問我過去的事,其他年份的會模糊,有些干脆忘了,但1937年的一切,現在都在腦袋里。
新京報:說說那年你經歷的事情。
艾義英:那年南京的冬天冷極了。村里都在傳日本人要來。我親眼看到日本兵在村口殺了兩個人就跑回家報信兒,第二天天沒亮,爸爸就帶我和弟弟去姑奶奶家逃難。后來爸爸和叔叔還是被抓走了,我那時候還喊“爸爸,你帶我們出來,就不帶我們回去了嗎?”記得當時他說,“爸爸很快會回來的,照顧好弟弟”。這是他最后的話。
姑奶奶帶我們在山上躲了一夜,再見到爸爸時,他身上都是血、刺刀孔,我的兩個叔叔還有我堂哥,身子都硬掉了。
新京報:剩下孤兒寡母。
艾義英:媽媽和幾個嬸子帶著我們逃命,逃的過程中,當時12歲的堂姐還被日本兵糟蹋了,就是一群魔鬼。
大家都躲在山上,不敢回村。那時我媽懷著孕,在山上生下了我另一個妹妹。可妹妹生下來根本養(yǎng)不了,我們自己都難得有東西吃,當時媽媽哭著說“對不起啊對不起啊”,把妹妹丟在山上了。
那時候最怕下雨,媽媽就舉著一把破傘,摟著我們姐弟三個,哆哆嗦嗦等天亮。
新京報:什么時候覺得沒那么緊張了?
艾義英:躲到了大概1938年的3月份,很多村民陸續(xù)回村,好像當時日本兵說是不殺人了。我爸爸是1938年的3月份才下葬的,媽媽就去求族里的長輩,長輩們給了幾塊草席,后來找人在山上挖了坑,才把爸爸安葬。
之后媽媽就帶著我們種田,沒勞動力,媽媽就說種多少吃多少,都是她一個人在撐,那時候她才29歲。
新京報:她對苦難的感受會更深刻。
艾義英:媽媽77歲過世的,爸爸被害后她一直沒改嫁,她生病時反復跟我和弟弟妹妹說,“一定要找副棺材殮起你爸的尸骨,把我們葬在一起!
公祭
紀念一個國家的傷痛
新京報:有了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名單墻之后,每年都會去那里嗎?
艾義英:我是2011年聽人說起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征集幸存者,就自己坐車到了紀念館,想問問具體情況,沒想到在紀念館的哭墻上,第六個就是我爸爸的名字(艾姓按照拼音排在前面)。
之后每年清明還有12月13號,我都會買一些鮮花,去那里祭奠,我的家人在那里,無數人的家人也在那里,不光是一面寫滿名字的墻,也是我們過去經歷的(歷史)。
新京報:國家層面的紀念意味著什么?
艾義英:我9歲就沒了父親,當時他說他很快會回來,這話我一直記得。每年去紀念館,也都會念叨念叨這個事。國家的事情我不懂,這次我在日本,對方告訴我說,每年廣島、長崎原子彈襲擊紀念日,日本都會舉行重大的祭奠活動。那些老百姓也可憐,但是就遭受的程度來說,77年前南京城里城外那些百姓,不是要痛苦千萬倍嗎?但我們卻遲遲沒有公祭日。
新京報:所以能經歷這次公祭也是一種安慰?
艾義英:活到現在,有機會把過去遭受的苦難講出來,對我們這些幸存者,確實有個情緒的出口。這些天我總會想起媽媽,太多像她一樣的人,其實什么也沒有等到。相對她們我是幸運的,好歹等到了。
新京報:公祭日當天有什么安排嗎?
艾義英:往年會去哭墻給家人獻束花,但是這次從日本回來,聽紀念館的人講,公祭當天好多領導人要來,也是國家首次弄這種儀式,估計會有很多人。想了想那天我就不去了。但是我們南京每年都有那個鳴笛聲,等鳴笛聲響起來的時候,我會在心里紀念我的親人。
□新京報記者 盧美慧 南京報道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