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李鴻章

資料圖：伊藤博文

1884年12月4日，朝鮮“開化黨”人金玉均按照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制訂的計劃，引日軍攻入王宮，挾持國王，企圖組織一個由“開化黨”人擔任要職的親日政權(quán)，史稱“甲申政變”。事變后，清軍應(yīng)朝鮮之邀，擊敗了日軍和“開化黨”，解救了被挾持的朝鮮國王。

策動政變的陰謀雖未得逞，但日本政府卻強迫朝鮮在1885年1月9日簽訂了《漢城條約》，不僅將日本公使的責任推得一干二凈，而且還獲得了在漢城的永久駐軍權(quán)。一時間，日本國內(nèi)的狂熱分子大肆鼓噪，主張趁清政府陷于中法戰(zhàn)爭之際，派兵進駐朝鮮，將當時還駐扎在漢城的清軍驅(qū)逐出境，以達到完全控制朝鮮的目的。更有甚者，日本駐天津領(lǐng)事原敬還提出，為此不惜與中國一戰(zhàn)。雖然國內(nèi)的主戰(zhàn)聲甚囂塵上，但日本政府對時局還是有著清醒的認識。當時，日本每年的財政赤字高達1000萬元左右，國內(nèi)賦稅沉重，民不聊生，政局動蕩，加之當時日本的軍事實力還趕不上清軍，若貿(mào)然與中國開戰(zhàn)，恐怕未戰(zhàn)而國內(nèi)已生變數(shù)。況且，還有俄國覬覦一側(cè)，即使僥幸戰(zhàn)打敗清軍，朝鮮也不一定就是日本的囊中之物。因此，日本政府決定暫時維持和局，先搞好戰(zhàn)備，再伺機而動。

為此，日本政府擺出一副要與清政府和談的架勢。1885年2月28日，日本派伊藤博文為全權(quán)大使，陸軍中將西鄉(xiāng)從道為副使，出使中國。這樣一來，可借機試探一下清政府對日本在朝鮮所做所為的態(tài)度，更重要的是，此舉可以麻痹清政府，掩蓋其真實的戰(zhàn)略意圖。3月14日，伊藤一行到達天津。此前清政府已任命李鴻章為全權(quán)大臣與日本使臣在大津商議朝鮮事宜。但傲慢的伊藤博文并未和李鴻章見面，而是在21日轉(zhuǎn)道北京，在英國駐華代辦歐格納的斡旋下先與慶親王奕劻等人展開了一輪會談。歐格納為保護英國在遠東的利益，極力促成中日雙方的和談，并提出俄國才是兩國應(yīng)該共同防范的敵人，他也許并不知道，日本早已把中國當成它的假想敵。在會談中，伊藤博文提出了日方的要求：處分駐朝鮮的清軍將領(lǐng)；賠償被害的日本在朝僑民；兩國共同從朝鮮撤軍。由于雙方分歧過大，此次會談并沒有任何進展，無奈之下，伊藤博文第二天又返回了天津。

4月3日至4月15日，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先后談判6次，談判的重點主要有兩點：

第一，是處分清軍將領(lǐng)和賠償日僑的問題。處分清軍將領(lǐng)無非是想將中日軍隊沖突的責任讓清政府承擔。本來事實非常清楚，日軍占據(jù)朝鮮王宮先挑起事端，責任全在日方；而對于傷害日本僑民的問題，日方拿不出確鑿的證據(jù)證明是清軍造成的。對于中方指出的問題，日方本無道理，只得百般抵賴。事實上，清軍遠比日軍傷亡慘重，許多朝鮮百姓也遭日軍傷害，但對此一切賠償，懦弱的清朝談判代表竟只字未提。不僅如此，迂腐的李鴻章居然還接受了賠償日本僑民的要求。清政府的軟弱無能，表現(xiàn)得可謂淋漓盡致。

第二，是從朝鮮撤軍的問題。“甲申政變已經(jīng)平息”，撤軍本是一個水到渠成的事，但日本并不甘心如此就范。本來朝鮮是中國的藩屬國，中朝兩國達成協(xié)議，一旦朝鮮有事中國第一時間出兵援助。而這樣的權(quán)利，恰恰是心懷不軌的日本政府不愿看到的。就談判過程中的國際形勢變化也對中國十分有利，清軍在對法作戰(zhàn)上取得了一系列勝利，4月6日中法決定停戰(zhàn)撤兵。談判前，日方還寄希望于法國對清軍的牽制能夠加重日方談判的籌碼。而中國戰(zhàn)勝的消息對伊藤博文來說，無異于當頭一棒。也許是勝利來得太突然，沖昏了李鴻章的頭腦，他竟然作出了這樣的承諾：將來朝鮮若有變亂重大事件，中、日兩國皆可派兵。這樣以來，日本獲得了和中國一樣可以向朝鮮派兵的權(quán)利。昏庸老邁的大清朝就這樣不明不白地丟掉了管控朝鮮的主動權(quán)。

至此，談判似乎可以結(jié)束了。但狡猾的伊藤博文貪心不足，十幾天的談判下來，他已經(jīng)摸透了眼前這位清朝談判大員的脾氣，于是他又耍起了新花招。4月15日，雙方舉行最后一次會談，對條約中的撤兵條款進行敲定。此時，伊藤博文提出了處分駐朝清軍將領(lǐng)的要求，并稱是天皇的意思，甚至還以請美國出面“公斷”相威脅。李鴻章沒有一點思想準備，更害怕得罪美國，情急之下，語無倫次，竟答應(yīng)就此事照會伊藤博文。此照會雖是李鴻章的個人寫就，但代表的是國家。在照會雖沒有承認清軍將領(lǐng)的責任，但確作出了如果查有實證必將嚴懲的保證。而照會全文竟無一字提及甲申政變始作俑者竹添進一郎的責任問題，及中韓軍民蒙受的傷害，等于向世界各國宣告甲申政變的罪魁禍首是中國，這種顛倒歷史真相竟然付之于大清朝外交文書，再一次向列強們暴露了清政府的軟弱無能。

1885年4月18日中日《天津會議專條》正式簽訂，又稱《朝鮮撤兵條約》，條約共3款：一是中、日兩國軍隊在四個月內(nèi)撤出朝鮮；二是中日兩國不能派員在朝鮮練兵；三是朝鮮若有變亂重大事件，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yīng)先互行文知照。

這一條約從內(nèi)容看上去是平等的，但其實只對中國有約束力，而對日本并沒有多少影響。因為在1882年《濟物浦條約》中，日朝約定日本保留如有必要不論何時出兵的特權(quán)，所以在執(zhí)行中，日本可以或依據(jù)《濟物浦條約》，或依據(jù)《天津會議專條》出兵朝鮮。日本正是利用了中國的不知情，騙取中國實質(zhì)上放棄了對朝鮮的宗主權(quán)，并且讓日本對朝鮮有了同樣的發(fā)言權(quán)。對于日本來說，這個條約是其最重要的成果是它為日本全面控制朝鮮鋪平了道路。

當時就有人痛心地指出，“甲午戰(zhàn)爭的情況已在這時約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