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１

圖２

圖３

圖４

圖５

圖６

圖７

圖８

圖９

圖１０

圖１１

圖１２

　　金秋十月，歷史的指針回撥到1934年至1936年間。人們再一次聚攏在長征路線圖前，凝視革命先輩一步步踏就的行軍路線，縈回蜿蜒，一路西去北上。那是一條寫滿奮斗、犧牲、救亡的路，那是第一代中共領導人為了抗日救亡的理想和共產(chǎn)主義信仰，戰(zhàn)略迂回、浴血奮戰(zhàn)的路，那是一條將士生死相依、軍民患難與共的路……紅星照耀中國，一支支拖不垮、打不散的紅色隊伍，如鋼鐵洪流般奔涌在中國的大地上。盡管一開始他們并不知道何處是落腳點、何時是勝利日，但他們始終將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始終堅信“只要跟黨走，一定能勝利”！因此，長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偉大遠征”，是“一次檢驗真理的偉大遠征”，是“一次喚醒民眾的偉大遠征”，是“一次開創(chuàng)新局的偉大遠征”。在這條不斷迂回、不斷突圍的路上，中國共產(chǎn)黨人創(chuàng)造了氣吞山河的革命壯舉，也創(chuàng)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奇跡。

　　“苦不苦，想想長征兩萬五。”長征已成歷史，但長征精神光耀千秋。在中國工農(nóng)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紀念日到來之際，我們集中介紹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等舉辦的相關紀念主題展覽中的部分代表文物，以期更多的讀者能夠在歷史遺存中真切感受革命先輩浴血的榮光，進一步深刻領悟長征精神的歷史價值和當下意義。“新的長征”，同樣是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同樣需要長征精神為之注入強勁的動力。

　　——編 者 

　　

　　信念史詩：

　　堅信正義事業(yè)必勝

　　工農(nóng)紅軍的長征不僅僅是戰(zhàn)略轉移，也是表明革命立場、傳播革命理想和信念的征程。“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chǎn)黨號召抗日救亡，但國民黨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顧，面對日漸壯大的紅軍及其革命根據(jù)地，堅持“攘外必先安內(nèi)”，調兵百萬“圍剿”各蘇區(qū)。為擺脫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困境，推動抗日運動發(fā)展，中央及各路紅軍紛紛開始戰(zhàn)略轉移，踏上了漫漫長征路，向國民黨統(tǒng)治薄弱地區(qū)和抗日前線進軍。拯救民族危亡和北上抗日，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夙愿，是各路紅軍的旗幟，也是紅軍將士戰(zhàn)勝千難萬險、取得長征最終勝利的強大動力。

　　艱苦歲月：

　　不畏險阻、不惜犧牲

　　漫漫長征路上，回蕩著一曲曲九死一生的壯烈悲歌。紅軍將士冒著風雪、頂著寒風、忍著饑餓、受著嚴寒、吃著草根、啃著樹皮，在前有阻敵、后有追兵的行進中，突破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他們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皚皚雪山，穿越茫茫草地，轉戰(zhàn)十余個省，渡過近百條江河，翻越了20多座雪山，打響了600余次戰(zhàn)役戰(zhàn)斗，戰(zhàn)勝了人世間難以想象的千難萬險。多少個生命在戰(zhàn)斗中犧牲，多少個生命未能走出空氣稀薄、人跡罕至、氣候變化無常的高原，但他們依然堅信，為了革命的勝利，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撥正航向：

　　獨立自主、實事求是

　　長征也是中國共產(chǎn)黨獨立處理黨和紅軍重大問題的開端。在與共產(chǎn)國際的直接聯(lián)系中斷、生死攸關的時刻，中共中央從實際出發(fā)，獨立自主確定戰(zhàn)略轉移方向、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實施作戰(zhàn)指揮、選擇長征落腳點。中國共產(chǎn)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糾正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毛澤東等黨和紅軍領導人以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出奇制勝，率領各路紅軍四渡赤水、兵臨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徹底擺脫了長征初期的被動局面，實現(xiàn)了戰(zhàn)略轉移中的一個個勝利。

　　眾志成城：

　　嚴守紀律、緊密團結

　　長征路上，盡管各路紅軍出發(fā)的時間、地點、路線各不相同，但都以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為要、以黨和革命的根本利益為重，自覺服從大局，統(tǒng)一行動、互相策應，講規(guī)矩、守紀律，特別是在經(jīng)過多民族聚居省份時，注重宣傳和執(zhí)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反對民族壓迫、消除民族歧視，主張各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少數(shù)民族的風俗習慣，實行宗教信仰自由，爭取團結各民族上層人士，建立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因此紅軍所到之處，均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支持。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工農(nóng)紅軍空前集中、團結和統(tǒng)一，形成了眾志成城、致力抗日的嶄新局面。

　　軍民情誼：

　　生死相依、患難與共

　　中國共產(chǎn)黨始終堅持和人民群眾在一起。長征期間，“所到之處，秋毫無犯”的紅軍贏得了人民群眾的理解、支持和擁護，沿線群眾主動幫助紅軍籌糧捐款、燒水送飯、收集情報、救護傷員，直至參軍作戰(zhàn)，成為紅軍長征勝利的力量源泉。紅軍靈活多樣的文化宣傳也深受沿途群眾的喜愛。他們書寫標語口號，繪制宣傳畫，創(chuàng)作詩詞、歌曲，出版戰(zhàn)地報刊等，鼓舞了士氣，激勵了斗志，也消除了沿途群眾對紅軍的誤解，團結了開明紳士，瓦解分化了敵軍，擴大了紅軍的影響。歷史證明，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充分發(fā)動人民群眾，是長征取得勝利的關鍵所在。

　　圖１：《為熱河事變告全國民眾書》。國共合作發(fā)動的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chǎn)黨開始獨立領導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紅軍和革命根據(jù)地不斷發(fā)展壯大。國民黨在“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政策下，加緊圍剿各蘇區(qū)，對侵華日軍卻提出“四不”外交方針，致使日軍不斷向南、向西擴張。1933年3月，日軍占領熱河，隨后又向長城發(fā)起進攻。為此，中國共產(chǎn)黨頒布該書，向全國民眾譴責了國民黨面對民族危機采取不抵抗主義，宣布中國共產(chǎn)黨愿在三個條件下同真正反抗帝國主義的任何部隊訂立作戰(zhàn)協(xié)定，進一步表明了堅定的抗日救亡的革命立場。

　　圖２：紅七軍團發(fā)布的《我們是中國工農(nóng)紅軍抗日先遣隊》宣言。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關系出現(xiàn)新變化、中央蘇區(qū)危急的局面下，1934年7月，為配合中央紅軍主力粉碎國民黨第五次“圍剿”，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命令紅七軍團作為中國工農(nóng)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經(jīng)福建北上挺進閩浙皖贛地區(qū)，其主要任務是在政治上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影響和推動抗日運動的發(fā)展；在軍事上威脅敵人后方，牽制圍攻中央蘇區(qū)的國民黨軍隊，為中央紅軍的戰(zhàn)略轉移創(chuàng)造條件。隨后，紅六軍團西征，揭開了長征的序幕。

　　圖３：劉志丹使用的比利時勃朗寧M1900式手槍。這支手槍是劉志丹于1932年在照金鎮(zhèn)一帶打垮敵軍后繳獲的。劉志丹同習仲勛、謝子長等一道創(chuàng)建西北紅軍，建立起覆蓋20余個縣的紅色政權，使陜甘邊、陜北根據(jù)地連成一片，成為中共中央和各路長征紅軍的落腳點和革命的大本營。1935年，中央紅軍長征已過遵義，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政府發(fā)表了《八一宣言》。劉志丹得知后十分振奮，便用小刀在隨身攜帶的手槍握柄兩面，分別刻下了“抗日”“救國”字樣，以表其心志。

　　圖４：任弼時長征過草地時吃剩的皮帶。長征途中，中國工農(nóng)紅軍除了要面對實戰(zhàn)，最大的生命威脅便是極其艱苦、人煙罕至的自然環(huán)境所帶來的溫飽問題。沒有糧食時，從將領到戰(zhàn)士，常常以野菜、草根、樹皮等物充饑，這些“食物”被吃完后，就將皮帶、皮鼓等煮來分吃，任弼時曾風趣地稱之為“吃煮牛肉”。圖中展示的皮帶，正是任弼時等率領的紅二、六軍團過草地時所食用的皮帶。那時紅四方面軍剛剛走過草地，糧食難以征集，野菜也基本被采光，許多戰(zhàn)士因饑餓昏倒在草地上，在這種情況下任弼時想到了吃皮帶。至今，該皮帶上還保留了當時他們拿小刀切割成若干段以備分吃的痕跡。1938年，任弼時準備回延安時將這段皮帶交給山西省太行山區(qū)王家峪八路軍總部的警衛(wèi)員李少清保存，并語重心長地說：“留下皮帶，以后還要吃呀！”

　　相似的半截皮帶，還有長征路上戰(zhàn)士周廣才懷著對勝利的渴望保留并刻上“長征記”的皮帶。這兩條被保留至今的皮帶，都見證了那段艱苦歲月，也飽含著對犧牲的烈士的緬懷，是紅軍戰(zhàn)士不畏艱險、一心跟黨走的歷史見證。

　　圖５：董振堂送給朱德的毛毯。1931年，董振堂等率領國民黨第26軍發(fā)起寧都起義，起義部隊被改編為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五軍團。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十分關心這支剛剛獲得新生的部隊，親自從瑞金趕到寧都看望。朱德離開寧都時已近凌晨，天空又飄起雪花，看到朱德衣著單薄，董振堂便將這條毛毯贈予朱德，以擋風御寒。朱德蓋著這條毛毯走完了萬里長征。長征結束后，“西安事變”爆發(fā)，朱德就把它送給往返于陜北和國統(tǒng)區(qū)之間的周恩來。在一次武裝襲擊中，毛毯被敵彈打了十幾個破洞，周恩來找人織補好后繼續(xù)鋪蓋。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因朱德率八路軍開赴華北抗日前線指揮作戰(zhàn)，周恩來又將這條毛毯回贈朱德。朱德帶著這條七破八補的毛毯深入敵后，住在老百姓家中指揮對日作戰(zhàn)，不料毛毯又被房東火炕燒出一個洞來，補好破洞之后朱德繼續(xù)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朱德將這條毛毯捐贈給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這條毛毯已經(jīng)色彩陳舊、綴滿補丁，但它也凝結著老一輩革命家深厚的革命友誼，滿布他們艱苦奮斗的歷史記憶。

　　圖６：遵義會議掛在會場的掛鐘。1934年冬天的湘江血戰(zhàn)，奪去了幾萬紅軍將士的生命。據(jù)劉伯承回憶，湘江戰(zhàn)役使得部隊中的懷疑情緒達到了頂點。之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和紅軍領導人堅持與“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做斗爭，“遵義會議”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通過這只掛鐘，仿佛可以聽到當年伴著鐘擺的聲音會場上激烈的爭論——博古首先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并極力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護；周恩來接著作副報告，并做了自我批評；張聞天作“反報告”；毛澤東指出軍事策略和指揮中犯了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中的保守主義、轉移時的逃跑主義等問題，引發(fā)多數(shù)與會代表共鳴……這次會議精神，留下了寶貴經(jīng)驗和重要啟示，它是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以來第一次沒有依靠共產(chǎn)國際的指示、獨立自主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來解決中國革命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最終拯救了黨、拯救了紅軍。

　　圖７：紅軍強渡大渡河時使用的馬尾手榴彈。手榴彈是紅軍除了大刀、梭鏢和復裝子彈外，能大量制造的武器。長征時期，紅軍經(jīng)過幾次反“圍剿”作戰(zhàn)，彈藥匱乏，對各種武器需求激增，不得不對武器性能降低標準，大量研制和裝備使用馬尾手榴彈。馬尾手榴彈不僅攜帶不便，而且性能落后，引爆幾率相對較低，但它還是在長征中發(fā)揮了很大作用，特別是在臘子口戰(zhàn)斗中，紅軍大量使用馬尾手榴彈，據(jù)說戰(zhàn)斗結束后在山口周圍50米內(nèi)僅沒有爆炸的手榴彈就有一兩百個。由此可見，長征中的紅軍在武器裝備的數(shù)量和質量上遠遠無法和敵人相比，之所以能夠取得長征的最后勝利，最主要的還是靠黨和紅軍領導人符合實際的指導思想、靈活機動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將士們勇往直前、舍生忘死的精神，以及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有力支持，這才是紅軍最具威力的“武器”。

　　圖８：賀龍贈給中甸歸化寺的“興盛番族”錦幛（局部）。長征時期，前有劉伯承與小葉丹“彝海結盟”的佳話，后有賀龍贈送歸化寺的“興盛番族”錦幛，共同見證著紅軍團結各族人民的傳統(tǒng)。歸化寺為康熙所敕建的藏族聚居區(qū)十三林之一。紅二、紅六軍團遠征到此時，全體戰(zhàn)士嚴守紀律，歸化寺僧眾為紅軍的言行所感動。賀龍把錦幛贈予歸化寺，希望少數(shù)民族興盛，中華民族共同富強。之后，歸化寺出售了幾萬斤青稞給紅軍，并且?guī)推滟徺I了十萬斤糧食。紅二、六軍團得以翻越雪山，最后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共同北上。

　　圖９：蔡暢1931年幫李維漢織的毛線衣。長征途中，不論黨的領導人、各級指揮員、普通士兵，還是男女同志，都同甘共苦、團結平等。女同志還充分發(fā)揮優(yōu)長，為戰(zhàn)友縫織衣物等。正是這種顧全大局、團結友愛的高尚品質，在紅軍中凝聚起戰(zhàn)勝一切艱難險阻的強大力量。

　　圖１０：中國抗日紅軍先遣軍政治部保護“合則覺母寺”布告。長征途中，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來到藏、漢、回等民族聚居的川西北地區(qū)合則覺母寺院附近駐扎下來，紅軍堅決執(zhí)行紀律，不干擾百姓，并簽發(fā)了保護寺院的布告，向老百姓耐心反復地宣傳紅軍的民族政策，主動為群眾做好事，用實際行動贏得了少數(shù)民族人民的信任。他們漸漸和紅軍親熱起來，給紅軍送糧送菜，不少青年還報名參軍積極支援紅軍北上抗日，為革命作出了貢獻。

　　圖１１：紅軍長征途經(jīng)貴州黎平時送給向導的手提風雨燈。1934年，紅一軍團攻占黎平，請來了熟悉當?shù)氐匦蔚霓r(nóng)民高樹清做向導。在給其中一支紅軍帶路時，因到達目的地天色已晚，紅軍為表示感謝，便將這盞手提風雨燈送給了他。高樹清把這盞燈珍藏起來，一直未舍得使用，連燈芯還是當年裝的。相似的歷史見證，還有紅軍為老百姓開具的收據(jù)等。紅軍正是這樣以實際行動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

　　圖１２：中國工農(nóng)紅軍總政治部進入遵義后用來印制布告、傳單等的石印機。長征路上，紅軍既是戰(zhàn)士，又是宣傳隊，常常通過撰寫、張貼通俗易懂、寓意深刻的宣傳品，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啟發(fā)民眾的覺悟，從而使人民群眾堅定地選擇了中國共產(chǎn)黨和工農(nóng)紅軍，選擇了革命和希望。這臺石印機，就是紅軍進行革命宣傳的重要物證。1935年1月，紅軍進入遵義后找到美術印刷局印制布告、傳單、標語等宣傳品。據(jù)在美術印刷局當學徒和幫工的工人回憶，因為印制量大，僅靠這臺石印機上的石印版無法完成工作，美術印刷局的工人們就幫助紅軍刻了木版一起印制。印制工作結束后，紅軍都會按照當時的標準如數(shù)支付費用，體現(xiàn)出了嚴明的組織紀律性。

　　

　　圖片來源：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中國國家博物館 

　　圖片文字整理：徐紅梅 吳艷麗 

　　版式設計：蔡華偉

　　《 人民日報 》（ 2016年10月23日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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